关于汉武帝刘彻的功过是非, 学术界基本形成两种意见:肯定与否定。

肯定者以范文澜、翦伯赞、林义俊等为首, 认为汉武帝“造就了西汉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他“统治的五十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也是封建统治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他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是中华民族“百代之人物”。

否定者以王连升、叶幼明等为代表, 认为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应该重新认识, “其作用基本上是反动的”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武帝是这一转折点的主宰者, “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他的统治是“黑暗的个人专政, 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总体上看, 应该说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暴君, 对历史发展是过大于功”等等。

笔者认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应立足于历史现实, 用客观的、一分为二的眼光看问题, 完全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全面的。

一、 开边——雄才大略与劳民伤财

开边拓土, 是评论汉武帝时必不可少的话题之一, 而且是一个热门话题。勘定边患、开拓疆域、建立大一统的王朝统治, 几乎是每一个封建帝王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不如此, 就不能维持王朝的统治, 国泰民安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 历史上凡是有为之君, 无不把抵御外侮、勘定边患、扩大疆土作为万机中的首要任务。汉武帝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君王。

武帝即位后不几年, 就开始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他先任用卫青、霍去病远逐匈奴于漠北, 使西北边境国靖民安。又派张骞出使西域,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 使“丝绸之路”交通中西、造福后世。他还派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 使那里的不毛之地得到开发。这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开发, 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来讲, 意义深远、功不可没。汉武帝的这些举措在当时起到了使边境肃清、土地扩大、国家强盛、百姓乐业的作用。所以东汉班固赞誉说“征伐胡越, 于是为盛”。柳诒征评说武帝是“有功于吾国最大者”。这些话确非过誉之词。因为武帝北逐匈奴、南置南越, 除了军事意义之外, 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明开发意义, 使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泽被四边, 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但是, 对武帝用兵不息、开拓边疆一事, 历来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如汉代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 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他们一致认为, 武帝此举劳民伤财、虚耗国力, 致使灾祸并生、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如夏侯胜在宣帝提议为武帝立庙时说:“ (武帝) 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 然多杀士卒, 竭民财力, 奢泰无度, 天下虚耗, 百姓流离, 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 不宜为立庙矣。” (《汉书·夏侯胜传》)

汉代以后, 对武帝批评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狄仁杰曾说:“汉武追高、文之宿限, 藉四帝之储实, 于是定朝鲜、讨西域, 平南越、击匈奴, 府库空虚, 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 流离于道路者万计。” (《旧唐书·狄仁杰传》) 。宋代王安石《汉武》诗中亦有“壮士悲歌出塞频, 中原萧瑟半无人。君王不免长陵约, 直欲功成赏汉臣”。明初的方孝儒在《逊志斋集》中指斥武帝“兵革荐兴, 财用匮竭, 而均输盐铁之征横出, 天下疲敝”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也在其著作中认为:“汉武穷兵极远, 逞一时之私心, 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对武帝开边一事持相反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明代李贽在《藏书》中就明确指出:“当是时, 扩地几二万余里, 视汉高所遗, 不啻倍之。虽民财伤, 四海凋敝, 然迄于元、成, 边城不闭。迨夫易姓改元, 百姓犹安堵如故然后知为受孝武之赐。……截长补短, 有为之功业大矣哉。”的确, 如果没有汉武勘平边患, 就不一定会有以后的昭、宣中兴和元、成时的四海晏然。没有汉武帝的开边扩土之功, 就不会有西汉时的巅峰盛世。

关于武帝的开边扩土, 西汉末年王舜总结云:“单于守藩, 百蛮服从, 万世之基也, 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汉书·韦贤传》) 虽然这其中不排除有溢美之词, 但它对武帝开边功劳的陈述是客观全面的。正如清人夏燮所说, 武帝“穷追匈奴, 虽曰劳民伤财, 边患亦因之稍息” (《中西纪事》) 。可以说, 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才使得当时的中国称雄于世界, 把西汉王朝的统治推向一个全盛的时代。

二、 尊儒兴学——伟大的历史创举

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 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它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现象, 使当时学术界出现“一花独开, 百花凋零”的局面, 并由此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学术窒息、思想消沉的状况。笔者以为, 这种说法不够全面。

首先, 汉武帝在当时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 只是说不为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设立专门博士官, 并不是要禁止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流传。这一点从《汉书·艺文志》的开宗明义篇中即可看出:“战国纵横, 真伪分争, 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 以愚黔首。汉兴, 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 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 书缺简脱, 礼坏乐崩, 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 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

综上可知, 武帝是在诸子百家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尚未恢复之时, 首倡藏书之策、设置写书之官, 将诸子百家的有关学说与著述抢救过来, 使之充于秘府。至成帝、哀帝, 又在武帝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使诸子百家学说得以保存并流传于世。就这点来说, 武帝不但没有毫不留情地罢黜百家学说、扼杀百家文化, 而且对诸子百家持保护态度。正因为如此, 诸子百家文化才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而是经过一段复苏之后又有所发展。因此, 说当时只剩下儒家“一花独开”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次, 汉武帝在提出尊儒方针后, 并不意味着他在施政方针中就不采用其它学说了。恰恰相反, 武帝在执政的54年间, 一直采取的是儒表法里的治国方针, 即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又采取了严厉的法治政策。如当时朝臣汲黯就曾在朝堂上当众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汉书·汲黯传》) , 说明武帝儒表法里的统治思想是当时人们有目共睹的。而且, 武帝一生喜好神仙, 晚年又实行清静无为的统治之术。这说明在他思想深处, 法、道两者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大的, 根本不是儒家一花独放。

武帝未登位之前, 先祖高、惠、文、景四位皇帝迫于国力凋敝生民涂炭的局面, 不得已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至武帝时已是国力强盛、人民殷实, 于是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想随着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进而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但汉初以来的思想又各种各样, 文帝、景帝和窦太后都崇信道家的黄老之学和法家的刑名之学。汉初年的几个丞相, 有的信道家、有的信阴阳家。至于下级官吏, 其思想就更加复杂多样了。

武帝对当时朝廷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逐一分析, 认为只有注重现实、以修身齐家兼济天下为宗旨而又富中庸温和特色的儒家学说, 才能作为思想统治的准则和基础。这个选择与武帝的经历、知识以及喜好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 对孔子的言论和儒家的说教颇有好感。建元六年 (前135) , 好信黄老的窦太后升天, 武帝统一思想的障碍已经消除。于是, 他在元光六年 (前134) 下诏, 命贤良文学上书对策。诏书下达后不久, 许多读书人纷纷上书言事。儒生董仲舒连上三策, 深中武帝之意。武帝惊喜地发现, 董仲舒所对之策, 完全说出了他心中所想而又没有说出的话, 这些正是他苦苦思索、梦寐以求的大一统思想统治的根本原则。

董仲舒的第一策猛烈抨击了秦国以法治国的弊端, 提出以教化治理天下。第二策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 特别指斥秦朝以刑法治天下的悲惨教训, 建议设立太学, 培养教化人才, 以之做为教化之源。第三策希望武帝坚持天道, 严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臣有位、乡党有序, 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汉书·董仲舒》) 董仲舒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与武帝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而得到武帝的赞同和认可。

但武帝同时认为, 依靠单一的法治固然无助于巩固封建统治, 单靠儒家的教化同样不能巩固封建统治。所以, 他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 却有自己的主张, 这就是儒法并用、各种思想相互配合的原则。为了实施这一原则, 元朔五年 (前124) 六月, 武帝下诏, 命令“详延天下方闻之士, 咸荐诸朝” (《汉书·武帝纪》) , 即要将天下所有有学问的人都延请到朝中, 量才使用, 并非只要儒家而排斥其它。对此, 就连一向对武帝贬多褒少的司马迁也承认武帝“博开艺能之路, 悉延百端之学” (《史记·龟策列传》) 。不难看出, 武帝表面上以儒独尊, 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思想方针。

这种独尊儒术、兼容百家的思想正好表现了武帝做为杰出政治家的宏伟气魄, 表现了他能够从社会需要出发建立同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从而巩固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 对武帝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就, 与其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八个字来概括, 倒不如用“尊崇儒术, 兼容百家”更为恰当些。

三、 知人与信佞——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知人善用与偏信奸佞, 是体现在一代雄主汉武帝身上一个矛盾着的两个侧面。这点具体体现在对以下几人的任用上:

卫青 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弟, 曾为平阳公主的家奴。后被武帝召为建章监、侍中。以战功封为大将军、长平侯, 举朝莫之能比, 荣显终身。

霍去病 霍去病是卫青姐姐的儿子, 以皇亲之显18岁即为侍中, 屡立战功, 被封为骠骑将军、冠军侯, 时人无出其右。

卫青和霍去病均是以外戚身份而受到武帝的亲重。他们的武功在武帝统治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使得秦始皇以来就为中国边患的匈奴远徙漠北, 西北边境得以安宁, 西汉王朝声威远振。卫、霍二人固然军事才能出类拔萃, 但如果没有武帝知人善用、用而不疑的眼光和气度, 则二人之军事才能无所发挥。后世之君王, 对外戚往往采取养尊处优而不假兵权的做法, 以断其非分之想。武帝则不然, 既能拔卫、霍于外戚之中, 又能放心使用、毫不怀疑, 使之能建功业于生前, 扬名声于后世。武帝之于二人, 确实是知人善用之典范。

金日磾 金日磾 身为匈奴王子, 因父有罪没入汉朝掖庭, 在御马房供职。武帝在一次偶然的巡视中发现了他, 认定金日磾 非一般人可比, 于是提拔重用, 最后委以托孤重任。而金日磾 也没有辜负武帝的信任, 兢兢业业、忠贞不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西汉王朝统治奉献了毕生精力。

田千秋 田千秋是负责护卫高祖寝庙的官员, 平时忠于职守, 沉默寡言。在“巫蛊之祸”流被全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之际, 田千秋大胆上言, 使武帝幡然悔悟、下令赦免太子之罪, 使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后来他又劝谏武帝停止祀神、罢免方士、省刑减徭, 使武帝末年国家形势出现转机。因而武帝对田千秋亲加提拔重用, 从高庙郎升为丞相, 最后亦委以托孤重任。无论别人怎么说, 武帝始终对田千秋深信不疑。

霍光 霍光也是以裙带关系入朝为郎的, 侍候武帝20多年, 兢兢业业, 勤于职守, 无有一点差错。武帝经过20多年的观察, 对霍光十分了解而又充满信心, 所以在临终时将他列为五位托孤大臣之首。霍光没有辜负武帝的期望, 武帝崩后, 他精心辅佐昭帝、努力恢复国力昭帝死后, 先册立昌邑王刘贺为君、后改立刘询为帝, 使“昭宣中兴”成为现实。信任霍光并托以身后大事, 是武帝一生用人最关键的一次。

武帝虽然慧眼识人、使很多有识之士显身扬名、建功立业, 同时也由于轻信偏信而使一些奸佞之徒得到重用, 留下很多深深的遗憾。这方面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江充和上官桀的任用。

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 原为赵王彭祖门客, 因在赵国挑弄是非, 引起赵王父子反目, 被赵太子丹追杀逃出邯郸。又到长安骗取了武帝的信任, 封他为绣衣直使。江充本性难改, 利用接近武帝的机会又挑起了武帝和太子刘据的矛盾、酿成“巫蛊之祸”, 使太子死于非命。武帝虽最后省悟、杀了江充一家, 但酿成的惨祸却是无法弥补的。

上官桀 上官桀是甘肃上健人, 最早是羽林期门郎, 后为未央宫的养马令。此人一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骗取了武帝的信任, 被列为托孤大臣之一。结果上官桀倚仗权势, 将自己6岁的女儿立为皇后、入主东宫, 最后竟发展到图谋弑帝自立。若不是阴谋被霍光等人及时识破, 恐怕汉室江山就要颠覆在上官桀手中了。

综上可知, 武帝在位期间, 用人上的成功与失误直接导致了国运的盛衰。他信用卫青、霍去病等, 使汉朝国势日强、声威大振, 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信用江充、上官桀, 使国家陷入困境、几至覆亡后来又信用霍光、金日磾 、田千秋等人, 使国家转危为安, 出现他身后的“昭宣中兴”。知人善用与偏信奸佞在武帝身上的表现都十分明显。但两者相比, 前者占主导地位。这也正是他的统治虽出现危机却终不覆亡的主要原因。

四 奢侈、祀神与酷暴——武帝统治危机的根源

奢侈、祀神与酷暴, 是武帝统治生涯中最令人注目的三大弊端, 也是武帝统治由盛而衰的三部曲。更是武帝受后人指责、非议的主要之点。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四朝的休养生息, 国力已经完全恢复, 经济基础也相当雄厚。所以武帝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优裕富足锦衣玉食的环境之中。“节俭”二字对他来讲是十分陌生的, 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即位之初, 武帝的奢侈便令人十分吃惊。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声色犬马之乐等, 都是前代帝王所无法比拟的。他挥霍无度, 赏赐动辄数百万游弋无限, 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作为专供他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 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馆, 一年中几乎有一大半时间逗留往返于其中他喜好女色, 后宫粉黛成百上千。可以说作为帝王, 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他都享受了。但这并不能使他满足。

人一旦沉溺于享受与幸福之中, 就想无穷尽地拥有它。这恐怕是武帝祀神求仙、追求长生的最初动机。有了这个动机, 武帝不顾自己的万乘之尊, 对虚无飘渺的鬼神万般相信, 把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 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的道路。从23岁碰到李少君时开始, 武帝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不能自拔。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 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不仅如此, 武帝还多次巡游东海、访求神仙, 动用方士达几千人, 又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 凿池造山。晚年又登临东海、寻访神仙。结果神仙未曾访到, 还差点使自己葬身鱼腹, 最后只好失望和疲劳不堪地回到长安。武帝一生被神仙方士所愚弄, 直到晚年才有所悔悟。

武帝的酷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任用酷吏, 屡兴大狱, 杀人无数, 朝野侧目。二是对农民反抗斗争的残酷镇压。武帝在位期间, 农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斗争面前, 武帝不反思自己的做法、接受教训, 而是派出大批酷吏和绣衣直使前往镇压1。这些人一经奉命, 就到各地对反抗的百姓大开杀戒, “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血流十余里” (李贽《史纲评要·汉经》) 。在血腥屠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 又实行相互株连的“沉命法”进行镇压, 结果愈压愈烈, 反者更众治奸愈迫, 奸者愈匿, 使得武帝末年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 不可遏制。如果不是武帝后来悔悟, 及时采取让步政策, 恐怕逃脱不了强秦覆亡的命运。

总之, 奢侈、祀神与酷暴是武帝统治生涯中极为失败的一面, 它足以让后人引以为戒。

五 晚年的悔悟——轮台一诏真神仙

尽管武帝在位期间做了不少荒唐的事情, 但晚年的悔过又给他留下了重重的值得称颂的一笔。大家都以为, 武帝使天下疲惫却终于未亡的重要原因就是晚年的幡然悔悟。这里, 《轮台诏》的颁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 亦称仑头国, 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和, 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武帝晚年, 朝臣看到他不再相信神仙, 而对发展农业给予极大注意时, 就纷纷倡言农事。其中

粟都尉桑弘羊曾和丞相、御史大夫一起上书武帝, 建议招募百姓, 开垦轮台周围的土地。这个建议如果变成现实, 那么轮台周围方圆五百里的土地都可得到开垦, 汉朝就可以此为战守之备而且扬威西域、使他们不生异心。要是在以前, 武帝肯定会欣然听从。但此时武帝深深后悔以前的行为, 不愿再给百姓增加负担。他觉得开垦土地固然很好, 但轮台离长安八千多里, 要调发士卒、动员迁徙百姓到那里开荒, 少不得又要出现家庭离散、征人不还的局面, 和过去的调兵打仗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武帝未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 仍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他郑重其事地下了道长长的诏书, 对自己已往的征战不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表示了沉痛的悔悟之情。他还对过去征伐匈奴过程中的种种迷信行为进行了批判, 彻底否定方士、巫蛊之言, 进行自我解剖。他明确宣布, 以后再不要听到轮台屯田扰害百姓之类的建议了,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禁止严刑暴政、取消苛捐杂费、努力发展农业、给百姓以休养生息之机。这道诏书就是有名的《轮台诏》。

《轮台诏》对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同凡响的划时代意义, 也是武帝晚年统治思想改变的一大标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 长期处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能主动认识检查自己的错误, 彻底痛改前非, 返回统治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对一个武帝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曾把秦始皇和汉武帝作过一番比较, 认为二人在严刑酷政、穷兵黩武方面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 在有些方面武帝甚至超过秦始皇。而秦亡汉不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武帝晚年能深刻反省并彻底改正错误, 所以才“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 (《资治通鉴·武帝后元二年》) 武帝“始悟公卿方士之谄谀, 对不以诚, 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 止擅赋, 力本农, 天下复安” (《汉书·石奋传》) 。王夫之说他淫祠无度而终不亡, 全赖的是晚年的悔悟。 (《读通鉴论》) 李贽称赞他:“唯此一诏 (《轮台诏》) 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 佛门之忏, 圣门之政, 过天地之风雷, 可不勇哉。” (《史纲评要·汉纪》) 朱熹认为, 武帝晚年的悔悟是出于他英明的本性, 是天资高的一种表现。这固然是一种因素, 但悔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因为, 在武帝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忠心耿耿的臣僚, 所以武帝对全国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曾在宰相石庆的奏折上批示指出:百姓劳苦的原因是“唯吏多私, 征求无已”, 所以导致“官旷民愁, 盗贼公行” (《汉书·石奋传》) 。而盗贼风行又是促使武帝悔悟的动力。吕祖谦曾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 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 必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 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 可见外面利害, 武帝具知之。” (《吕东莱公文集》卷20)

总之, 《轮台诏》是武帝晚年悔悟的具体表现, 是武帝明智的集中体现。而且, 诏书之后他又立即行动, 封田千秋为富民侯, 赵过为搜粟都尉, 诚心诚意地执行富民政策, 使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国内经济又有好转, 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清代袁枚曾赋诗赞誉说:“亲承文景升平业, 开辟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能挽悔, 轮台一诏是神仙。” (《随园诗话》卷3) 《轮台诏》发布以后, 武帝始终再未出兵作战, 也没有什么大的兴作, 更不相信神仙方士的胡言乱语了。就连过去个人的种种嗜好也全部省去不提, 完完全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 举朝上下, 重农爱民, 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之机。两年之后, 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百姓的生活情形就大有好转了。《轮台诏》的颁行, 结束了武帝几十年来的错误统治, 拉开了“昭宣中兴”的帷幕。

总之, 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 在他5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有功也有过, 两者相较功大于过, 不失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