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做“文死谏，武死战”，意思就是说文官为了坚守道义，不惜性命也要劝谏皇帝，而武将为了获取胜利，也会死战到底。从中可以看出死谏对士大夫来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言谏文化自古就有之。特别是儒家文化盛行以后，特别推崇劝谏皇帝。因为这些士大夫的梦想就是“致君尧舜禹”，劝谏君王往往能够为他们赢得名声。当然了，臣子们进谏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讽谏、顺谏、直谏、诤谏等等。其中最无奈，也往往最让人称道的便是死谏了。

为什么这些士大夫会不怕死，执意死谏呢？在古代文化中，士大夫对自己身后名特别重视。比如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为后人、为家族留下好名声是非常值得的。

还有一点便是在言谏文化中，拒谏便是暴君、昏君，杀掉言官更是昏君中的昏君。所以往往拒谏的君主名声都不太好。比如商纣王、秦二世、隋炀帝。

因此很多皇帝都是受到舆论的限制，不会对言官痛下杀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言官敢于死谏的底气之所在了。

明朝的时候，死谏出现得非常频繁。为什么死谏会在明朝大规模的出现呢？士大夫心中理想的君主是这样的：

进退有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可明朝的皇帝往往非常有个性，所以这些大臣为了致君尧舜禹，常常冒死进谏。比如说正德皇帝想要到北方边界去巡查，群臣劝阻。但是正德皇帝还是一意孤行，不过等他到宣府的时候，守门的人就是不开门。正德无奈，只能折返回京。之后，正德逮捕了守门之人，处罚了山西布政司何麟，将其廷杖六十。

当然了，明朝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朱元璋建国以后，他吸取了元代吏治腐败的教训，特别注重台谏制度的建设。

明朝无私事，任何官员都能够参与军国大政，并且对任用官员讨论并发表意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便是这些言官的权力范围相当的大，从文武百官到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都可以进谏。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士大夫死节之士非常多的根本原因。

有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死谏的风气和当时明朝的时候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活跃的经济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生活。在明代时候，金钱变得异常重要，整个社会几乎达到了唯“财”是亲的地步。比如万历皇帝为了多弄银子，把手伸向了工商业、矿冶业。

对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来说，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些官员往往挺身而出，冒死进谏，维护传统的“礼”。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士大夫死谏实际上是“道统”和“政统”的问题。现实中，真正能够做到道统和政统合一的君主是非常少的。对于皇帝来说，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权力迫使道统屈服，那么对于这些士大夫而言，如何约束“政统”呢？

第一、“天人感应”、“灾异谴告”。根据传统的伦理价值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所以老天爷是大于皇帝的。因此历史上常常会有士大夫借着自然灾害来劝谏皇帝。因为古代科技技术不发达，发生了自然灾害便是上天在警示君主。

《大明王朝1566》中裕王、徐阶、高拱这些人鼓动钦天监的周云逸把冬天不下雪和朝政联系起来就是这个目的。

第二、以先王之制、祖宗之法教育皇帝。儒家的士大夫总体上而言是厚古薄今的，加上古代以孝治天下，所以很少皇帝敢冒风险违背祖制。无论是古代尧舜禹这些贤明的君主，还是本朝的开国之君，他们都是当今皇帝应该效法的对象。所以便有了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有祖宗之天下，当谨守祖宗之成法。

第三、以德、礼来规范君主的言行。按照儒家的观点，君主只有实行仁政，才能保证正确的合理性，老百姓才会拥护。换句话来说，如果皇帝德行不好，那么他就会丧失其权威，导致王朝灭亡。所以明朝的时候，士大夫会为皇帝的言行拼死进谏。对于这一点，君主是非常苦逼的。实际上明朝很多皇帝是非常不自由的，远远比不了清朝的皇帝。清朝的时候康熙、乾隆能够多次下江南，这在明朝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死谏实际上也是有问题，有些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唐朝末年，出现了五代十国，国家动乱。因此，宋太宗继位以后，便开始重文轻武，压制武官。由于宋朝优待士大夫，并且言官多是新进之人，所以这些言官常常标新立异，逞口舌之能。同时，很多言官都卷入党争之中。

明朝的言官实际上继承了宋朝的这个特点，那便是很多言官爱自己的名声而不爱国家。他们往往把进谏当做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旦他们遭到贬谪，或者被廷杖，他们就会被天下人所知，然后得到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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