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短暂的盛世之后，经济衰退总是如期而至，与之伴随的就是，民众殷实之后的长期贫苦。如同宿命一般。

剧烈反差并非突然而至，而是有历史规律可循。

在国强与民富上，中国历史曾发生两次经济思想大辩论：西汉盐铁论、北宋王安石。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运的基本逻辑。

盐铁论

西汉初年，民生凋敝，人口锐减，国力空虚。统治者遂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民间经济因此活跃富庶，史称“文景之治”。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史记》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少数民族的侵扰，连年征战，致使“国内虚耗，户口减半”。为解决财政困难，武帝将手伸向民间，实行国营专卖、统购统销，赚取高额收益。国进民退，国家收入因此大增，民众却日益贫困。

公元前81年，汉武帝已去世6年，面对岌岌可危的朝政，终于有人敢出面质疑武帝的国营政策了，从而爆发了大争论，形成了《盐铁论》一书。

正方是反对与民争利的儒生们，反方是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羊。

儒生们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

认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做法是官商勾结抽取民间财富，扰乱了市场，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桑弘羊坚决不同意，认为政府必须在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会财政失衡并破产。

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从商业上获利，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战争或灾荒的开支从哪里来？地方割据如何化解？

这就是困扰统治者几千年的大一统悖论。

无论经济怎么波动，财政支出总是单调上升。

应该说，桑弘羊看到了工商业的巨大好处，但无法调和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停留在腐朽的国营垄断阶段。

儒生们看到了专营政策在民间造成的弊端，认为问题出在商业上，要求抑制商业，提出了“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的三板斧。

没有谁去考虑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待工商业。

统治者取两派所长，采纳儒家的重农抑商，但桑弘羊的国有政策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既能获取大量财源，也能防止下层人士的反抗。特别是当财政收入下滑时，国有企业的作用更加明显。

国营企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企，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长空间。这些压榨导致民间商业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中国自此陷入了两千年悖论：

明明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国营经济，却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

国家明明很重视商业，却极度轻视商人。

由此，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放松管制-民间发展-政府介入-民间衰退”的循环怪圈。

每逢战乱与饥荒，中央财政总会将手伸向民间经济，王朝也无一例外走向崩溃。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盐铁论一千年后，北宋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极力削弱地方、做大中央，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官员互相制衡，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中央养兵，军事开支浩大，战力低下。

北宋初年，政府牢牢占据重要的产业上游，将利润微薄的产业下游开放民间，这种“楚河汉界”，一度实现政府与民间的双赢。

到了宋仁宗时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赤字严重，便启用王安石，推行一系列桑弘羊的政策——全面扩张国营政策。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激烈辩论，史称“延和殿廷辩”。

儒家代表的司马光依然是儒家经济那老一套，认为政府应该节省开支，以农为本，藏富于民，不要随意从民间搜刮；王安石认为政府正常开支不应缩减，利用政府力量搞活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认为全国一盘棋，蛋糕就这么大，政府多拿一点，百姓得到的就少了，这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认为蛋糕可以做大，政府和百姓都能多拿，这就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认为桑弘羊的国营政策扰乱民间，差点导致西汉灭亡；王安石嘲笑司马光不懂得国家理财。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强势政府下，一起做饼往往就演变成了分饼大战。

三年间，市易法、青苗法、方田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推出

将基建、金融、商品买卖等全部由国家掌控。俨然一副计划经济的样子。

王安石变法实实在在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紧张。但在实施过程中不但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变法后不到60年，北宋灭亡。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单纯的国进民退已无法挽救中国封建王朝的命运。

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再也没有整体性配套改革，退缩到保守的小农经济。这就是明清倒退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