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明朝的历任首辅中，叶向高是极为特殊的一位。在他两任首辅的十一年中，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快感，反而承受了无穷无尽的夹板气。

正文：

叶向高像

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然而，在他成为“百官之首”的第二天，当他走进内阁值房时，别说鲜花与掌声了，就连一句道贺的话也没听到。

这倒不是叶向高的人缘太差，而是因为——内阁里压根只有他一个人。

万历三十五年时，叶向高还是四位阁臣中敬陪末座的那一个。然而没过多长时间，首辅朱赓和排行第三的于慎行便先后因病去世；次辅李廷机甫一接任便差点被百官的口水淹死，一气之下弃官不做，跑回老家福建转型当了“宅男”；于是，排名老四的叶向高便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大明首辅。

李廷机的短暂首辅生涯中基本都在忙着写辞职报告

“慢慢就好了”，叶向高这样想着，在桌前坐下，开始处理堆积成山的公务。

事实证明，叶向高还是太天真——在此后的整整七年中，叶向高一直是内阁中的一颗独苗，“独相”之名，皆出于此。

要命的是，虽然内阁只有他一个人，但工作还是要干的。然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对上朝理政没有半点兴趣，不但他不干活，就连朝廷中的官员也没剩下多少，叶向高想找个帮手都难。

找来找去，这个时候还能帮上点忙的只剩下了一个特殊人群——宦官。

明代宦官

对于想做事的叶向高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皇帝罢工我管不了，那最起码得找个替皇帝签字盖章的人吧？

然而，正是这一决定，让叶向高在之后的首辅生涯中备受攻讦，甚至有人将其与正德年间依附刘瑾的大臣焦芳相提并论：“（叶向高）当以焦芳同传矣！”（《东林列传》）

然而，叶向高真的曾经依附于宦官之下吗？

一、亦敌亦友

众所周知，明代朝政中的一大顽疾便是宦官专政。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虽然身份低微，但能量奇大，明代历朝名臣如杨士奇、李东阳、杨廷和都曾或多或少吃过宦官的亏。

刘瑾当权时，李东阳也做过许多违心之事

同理，在明朝，一个首辅若是想做成点事情，就免不了要与宦官虚与委蛇，至少在面子上要过的去。否则，这些人一旦扔双“小鞋”过来，首辅们也不一定吃得消。

从这点来看，叶向高还是幸运的：因为张居正的原因，万历对大臣和宦官专权的问题相当在意。万历在位期间，仅有的几位权宦如冯保、张诚等人，他们的活动时间都集中在万历当政的前期，且在较短时间内便纷纷被查办，使得宦官的权利和对朝政的影响相对较低。

张居正和冯保堪称万历的“童年阴影”

叶向高上台时，执掌司礼监的宦官叫做常云。这个人能力相当一般，往坏处说，就是庸庸碌碌；往好处说，就是没什么野心。因为这一点，叶向高和他配合得还算不错，当叶向高为朝政烦忧时，这位太监还对他颇为理解：“好时节受用宰相，都被别人做去，公却来此受苦。”（《明季史料集珍》）

然而，对于其他的恶宦，叶向高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万历皇帝就派出了大批太监分驻各地，号称“矿监税使”，专门监督税收，为其大肆敛财：

这些人在地方横征暴敛，民愤极大，叶向高在入阁之前，就曾多次上书，请求撤回全部矿监税使，只不过都被万历皇帝当做了耳边风。

当上首辅之后，叶向高清楚的认识到，这些人作为皇帝的“敛财童子”，想要全部召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转换了方针——税可以收，但要是做得太过分，那可就对不起了！

第一个成为叶向高目标的，是辽东税监高淮。

万历朝后期，女真势力逐渐兴起，辽东已成为屏护明朝北境最重要的屏障，这一地区的安定与否，直接关系着整个明朝的安全。

然而，高淮倚仗万历皇帝的信任，又与当时的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家族勾结，不仅大肆搜刮民财，还克扣士兵粮饷，成功地把辽东地区搅成了一锅粥。

就在叶向高当上首辅的这一年，高淮在辽东闹出了大事：由于这家伙搜刮的太过分，辽东军民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号称要生吞了他。高淮见势不妙，居然在没有禀告朝廷的情况下，扔下辽东的烂摊子，跑回了京城。

回到京城后，高淮装作没事人一般，在呈给万历皇帝的上书中将自己的罪过推得一干二净，以为这样就能逃脱罪责。

然而，就在这时，叶向高出手了——

他与蓟辽总督蹇达联合，将高淮在辽东的所做所为全部抖落了出来，严词要求万历皇帝对其加以处置。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万历皇帝终于点了头，不仅将高淮交由司礼监议罪处置，还免去了辽东百姓积欠的税银。

在高淮之后，叶向高又先后处置了福建税监高寀、显陵守备宦官杜茂、御马监宦官李成等一批在各地作恶多端的宦官，还多次营救被矿监税使诬告下狱的各地官员，在万历末年的时局当中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二、忍辱负重

天启元年，明熹宗即位之后，将已经致仕七年的叶向高又召了回来，内阁首辅。

这一次，叶向高不再是“独相”了。在他身边，有着韩爌、刘一燝等名臣，明熹宗也对他信任有加，按理说，叶向高“受苦”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但是，叶向高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的面前，正站着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魏忠贤。

魏忠贤像

这时，魏忠贤已经逐步扫平了内廷当中的反对者，开始与朝臣们展开了试探性的冲突。但此时，朝中势力最大的“东林集团”始终抱持着“正邪不两立”的态度，与魏忠贤闹得水火不容。

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叶向高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意识到，魏忠贤有皇帝这个后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如若对魏忠贤放任不管，一旦其坐大，又会导致朝政大乱。因此，将笼络与制约并用，就成为了叶向高对付魏忠贤的唯一手段。

明熹宗的昏庸，决定了魏忠贤是不可击败的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叶向高一面通过好言好语拉拢、安抚魏忠贤，并在无关政务的小事上给予支持；一面严防魏忠贤干预朝政，当魏忠贤意图对朝臣不利时，叶向高则坚守立场，“辄执争甚至拂衣欲去”，遏制魏忠贤的进一步得势。

应当说，叶向高的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魏忠贤当权的局面，但对于朝中势力的平衡以及朝政的正常运行来说，的确是大有裨益。

然而，可惜的是，朝廷中搭台唱戏的只有一个叶向高，而拆台子的人却数不胜数——

天启四年，东林党的核心之一、吏部尚书赵南星与文士汪文言过从甚密，当时许多大臣要见赵南星，都要经过汪文言引荐，惹得朝臣们多有不满。

明代大臣

魏忠贤敏锐的抓住了这一机会，发动同党将汪文言下狱，并意图以此将东林党骨干一网打尽。

这时，叶向高及时出手，在给明熹宗的上书中，将责任揽在了自己头上，制止了魏忠贤的“株连”行为。

由于叶向高的影响力太大，魏忠贤迫于形势，一度释放了汪文言。然而，出狱后的汪文言依然与东林党人多有来往，叶向高料到魏忠贤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反复劝说东林党人，让他们将汪文言赶出京城、避开风头，但却被这些人视为“软弱”、“妥协”，甚至大肆对其进行攻击，直斥叶向高为“阉党”。

东林书院教会了这些人坚持理想 但没有教会他们忍辱负重

面对这些抱持着理想主义的大臣们，叶向高也是极为无奈：“盖此诸公，虽立身持论皆有可观......于出处进退存亡得失大关键全不虑及。余倦倦言之而不听，亢而取悔卒杀其身以败天下......深可痛也！”（《遽编》）

之后的情势发展果然与叶向高的预测一样：魏忠贤再次抓捕了汪文言，自此，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冲突趋于白热化，再也没有调和的可能。

事情发展至此，即使叶向高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在其中调和周旋了。就在这一年，深感精疲力尽的叶向高告老还乡，自此，大明的朝政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

参考文献：《明史》

《明通鉴》

《明季史料集珍》

《东林列传》

《遽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