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历史的朋友也许发现了：东西两汉共23位帝王，三国几百个风流人物，名字基本就1字。

这是为什么呢？

至于其原因，有种解释说是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汉平帝下诏说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于是改为单名「衎」，这时正是王莽专政，因而后人会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单名在此之前已经盛行，而皇帝把自己的复名改为单名，也并不始于汉平帝。汉昭帝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原因说得也很明白：「以二名难讳故」。也就是说，皇帝要是叫复名，老百姓就得避讳两个字了，为方便群众，特地只用单名。

方便群众刘弗陵

▍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即位后改名刘询

值得一提的是，汉晋皇帝为此作出的贡献不止是用单名，他们还常选用生僻字命名，如刘炟、刘肇、曹叡、司马炽。

既然皇帝带头只用单名，还是这么高大的理由，下边的官僚岂有不效仿之理，毕竟他们学习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一家之中避家讳，便于维护自己的尊严。

但为什么直到汉朝，天子才意识到要为群众避讳行方便呢？原因很简单，避讳的规矩虽然古老，但过去本来不需要避这么多讳。

《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即是说避讳不用管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如果是复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就算避讳了，如孔子母亲叫徵在，孔子说「徵」时就不说「在」，说「在」时就不说「徵」。

到了秦汉，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家威严，避讳变得远比古制要严苛了。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汉武帝叫刘彻，于是车辙也只好叫「车通」。不光皇帝的名讳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讳也得避，今天的寿张县，曾经叫寿良县，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称寿张；孝元皇后父亲名禁，当时就把「禁中」改称「省中」来避讳。

▍命运多舛的寿张县最终被划分成寿张镇

所以，直到汉代，减轻百姓避讳负担的意义才变得显著，才值得皇帝做出表率。

但单名现象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平民仍然是单名、复名皆有，东汉时期留下来的买地石券，即使位于距离首都洛阳很近的地方，也都是同时存在单名和复名。

那唐代以后复名又是怎样重新变多的呢？这要从东晋后期人名的一种特殊现象说起，那时候，上流社会流行一类特别的复名：单名加上一个虚字。如在单名后边加个「之」，在单名前边加个「道」，加个「僧」。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羲之的「羲」加「之」，后边的「之」就是虚字，它无需避讳，王羲之的儿子有五人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又有个儿子叫王静之，祖孙三代都带个「之」字，完全不会被人认为不妥。

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属于信仰标识，其他如「道」「僧」也很类似。但东晋南朝人士用上这样的复名也不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加进去的一个字完全可以用于表达别的内涵。据《晋书》记载，大将军桓豁有 20 个儿子，取名时都加了一个「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这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谁谓尔坚石打」。

再往后，加给单名的虚字类型变得更加丰富，信仰色彩的虚字逐渐退潮，而带有儒家道德涵义的虚字则增多起来。很多人名里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宋武帝刘裕给他七个儿子取名都带个「义」字。

这类做法造成了取名风向的逆转。从东汉到西晋，原为复名的寒人新进入官府，会给自己改成单名，孟孝琚碑的传主原名孟广宗，就改成了孟旋。而陈朝人周文育原名项猛奴，是典型的俚俗名，为转换身份，他选择的改名就并非改作单名，而是在中间加了一个有寓意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