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北宋靖康年间，遭遇到了金军的毁灭性打击，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被俘，后人称之为“靖康之耻”。

后人在评价“靖康之耻”的时候都将原因归结为政治上的腐败，其实，即使政治上再腐败，也解释不了一个拥有“八十万禁军”的大宋帝国稀里糊涂被灭。那么，导致北宋灾难性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呢？

北宋时期的军事部署和更戍的废置

从979年开始，宋辽战争从围绕着北汉的局部战争开始，逐渐辐射扩大成了全面战争。而宋朝在河北定州、高阳关大量屯兵，在河东地区以藩镇配合朝廷禁军戍守。从此以后，取代了北宋的“都部署一战区”的制度。据史料《宋会要缉稿》中的记载：

“其河北路有定州路，有高阳关路，有真定府路，有大名府路，并带马军都总管。”

宋太祖命令除殿前司的捧日和天武两军之外，禁军移屯“更番跌戍”以保证禁军的作战能力。北宋的禁军更戍有三种名义，即“屯驻”“驻波”和“就粮”。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军队长期驻扎形成地方性的割据，同时还兼有保持军队作战能力的使命和目的。

随着北宋统一战争的结束，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中，边境的忧患主要集中在河北，所以军队除了驻守定州之外，其他基本上都试图以汴梁为中心用水陆交通来控制全国。

在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更戍法已经不太适合当时的政治和现状，继续执行下去智慧空耗国力，导致将士疲劳不堪。

宋真宗

禁军数量的扩充

在1004年到1005年，宋朝和辽分别缔结了“檀渊之盟”和“景德合约”之后，这样的观点也越来越多。随后，随着北宋各地都部署司设置之后，驻屯也成为了禁军前往地方屯驻的主要名义。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篇》中的记载，宋真宗时期，朝廷的禁军军籍共有43.2万人，其中京师屯兵有20万，其余都驻守在河北。

宋仁宗继位之后，禁军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一直到了景佑五年，李元昊和宋朝发生的军事冲突直接导致了禁军数量和分布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根本上影响到了北宋的军事格局。

在宋仁宗执政早期，禁军主要集中在定州和京师，在陕西路分布较少，尽管宋夏战争发生以后，宋朝立即排遣中央禁军前往西北地区参与作战，但是“京师所谴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阱非其所长。又北兵戍及川峡、荆湘，多不便习水土！”

这段话记载在《宋史·卷187》中，中央的禁军到了西北地区，根本无法适应那里的山里作战，水土不福。

当时在西北地区指挥作战的范仲淹和张亢等人意识到，长期的和平导致了禁军极少更戍而导致了军事作战能力下降。

于是，范仲淹上奏朝廷请于当地招募有山地作战经验和熟悉地理环境的士兵，在几次的队伍扩充之后，宋朝的禁军数量也从真宗时期的43.2万人增长到了82.6万人（《宋史·卷324》）。在文学作品中“八十万禁军”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范仲淹画像

“冗兵”和“冗费”的现象

然而，骤然扩大的禁军数量导致了军队的财政支出激素的扩张，造成了“冗兵”和“冗费”的现象出现，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地方禁军的数量从真宗时期的11%扩大到了68%，这在一方面推动了地方军事制度的完善，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军队长时间的固守和屯于一处，而极少去更戍他地的事实。

到了宋神宗时期，熙丰变法之后，将兵法在队伍中大规模的推行和实施，系将禁军也只是当路更戍，而更戍法作为军事部署的一种制度方式也基本上废除了。

因为不再大规模的更戍，导致禁军作战能力的进一步下降，即便是历经拓边西北而经验丰富的西军，也不能很快的适应河北平原的作战方式。

河北军队因为缺乏战争压力而颓废腐败，成为了膏粱子弟的避难之所。

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备战意识下的河北边备的荒废，张舜民呈上了关于河北方面军的作战弊端：“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唯是饮食宴乐，优游暇日而已……以至城垒器械，凡所谓军中之职，不复讲修。相习宴安，久已成俗。”

所以，这也导致了金军南下的时候，河北占据一边倒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更戍法废除的严重后果，河北方面军怯战投降，西军也因为不熟悉河北地区作战方式，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惨败。

阙额导致的严重后果

河北驻军阙额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宋仁宗时期的大肆扩张禁军数量，导致了很大程度上的冗兵和冗费的问题出现。

到了宋神宗时期，为了削减军阀中的开销而设置了并营削减番号的诏令，要求在军队中缺少费用的时候，将军费封桩而不得挪用，原本实施这项举措的目的是为保甲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但是随着保甲法的失败，不能挪动的条件也被更多人抛之脑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地官员敛财的一种工具。

自此之后，禁军阙额得不到补充，情况愈演愈烈，在缺乏战争压力的河北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据《三朝北盟会编》中的记载，“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阙者又三分之一。至靖康间，金人再犯阙，溃散逃亡者不知其几何！”

这也说明了，在冷兵器时期，阙额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会直接导致军队作战力的严重下降。

综上，北宋末年，阙额和更戍法的废置所造成的河北军事作战能力的直接下降和问题的全面爆发，这才是“靖康之难”在军事制度上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应该由宋徽宗和宋钦宗二帝独自承担，而这一点也是无法从政治腐败中得出的结论。

参考史料：

1，《宋会要缉稿》

2，《宋史》

3，《三朝北盟会编》

4，《续资治通鉴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