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旗帜从未在一个比现在更加强大和团结的帝国之上飘扬；英国人从未如此高傲地面对世界；我们的话语权从未在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持重，甚至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寇松勋爵，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真正的开端：一场大战，彻底改变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面貌。法国北部化作一片焦土、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四大帝国土崩瓦解、美国退回西半球.......一时间——正如引言中寇松勋爵所说的——大英帝国仿佛成了一战最大的赢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一切再次化作乌有。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再被打破，并直接导致了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不禁要问，这短短的20年里发生了什么，大英帝国为何没能再次力挽狂澜？本文即是以此入手，借助英国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两次大战之间英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其做出决策的动因，为读者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

寇松勋爵画像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个，一战造就的全新世界秩序的基础是什么。至少在1918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说，依旧是传统的战争。这是因为，在这一时刻之前，一战的各主要交战国依旧是以传统的势力均衡作为战争首要思考的内容。例如，众所周知的以丘吉尔（时任海军大臣）为首力推的加利波利战役。表面上看，该战役的目的是击败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帝国，并且从巴尔干半岛这个方向“刺穿德国柔软的小腹”。但是，另一层目的在于防止沙俄——也是当时英国的盟友——占领伊斯坦布尔。防止沙俄力量进入地中海依旧是大英帝国的重要战略需求。与之相类似的，1916-1917年西线战场上的僵局，也迫使英国考虑以传统的领土交换为筹码，与德国商讨和谈的可能方案。

但是，随着1917年苏联的成立和1918年美国的实质性介入，一战的性质彻底发生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传统的势力均衡，而是变成了打造新的世界秩序，即苏联倡导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和美国倡导的“十四点原则”。虽然上述两个主张本质上天差地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对欧洲长久以来坚持的权力外交的否定。英国虽然十分不情愿，但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也不得不同意以“十四点原则”作为战后秩序建立的基础。“凡尔赛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根据该原则，战后世界的和平有赖于“民族自决”的实现和“集体安全”的构建。这里详细说一下什么是“集体安全”。传统的结盟指的是先有共同威胁的出现，然后再将几个受到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该威胁；但是“集体安全”则是首先将所有国家囊括到一个集体中来，共同防范新威胁的出现。后者所说的“威胁”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方，而是指虚拟的、可能存在的某种破坏和平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中发言

第二个必须说明的是，一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面貌及其面对的“新威胁”。此时的大英帝国的主体是位于欧洲西部的英国本土、印度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自治领。而英国是通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中东的通道连接印度，再经过马六甲海峡-荷属东印度群岛，连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进入太平洋；当然还有一条更远的路线是经过南非进入印度洋。

参看地图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长久以来，英国的生命线面临着以下几处关键点，也即可能的威胁点：一是另一大国，特别是欧陆强国的力量进入和控制地中海；二是阻断苏伊士运河或者中东地区的陆上通道；三是直接威胁印度北部；四是太平洋力量控制“亚洲的地中海”——东南亚地区，从而威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战爆发前，为了应对德意志帝国崛起带来的威胁，英国先后与法国达成协约规避地中海方向的威胁；与日本结盟，规避东南亚力量失衡的危险；与俄国达成协约，暂时避免了其对伊朗和印度北部的觊觎。英国得以腾出手来处理德国的威胁。

但是，帝国生命线上的这些关键点所面临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使日本势力在远东地区的做大。我们再说回到“集体安全”。与“集体安全”思想相配套的是集体裁军。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就是这一轮裁军的成果。该条约规定了英美法意日等主要海军大国的主力舰吨位，其中给予日本的份额要少于美国和英国的份额。这一规定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这里说一句题外话，日本的这一反应也足见当时日本海军战略家的短视：虽然在表面上日本确实不如英美，但是英国是全球帝国，美国则要同时兼顾两大洋，因此英美的海军数量虽多，但却是分散的。反观日本，在绝对数量上虽然少一些，但是其在远东这一关键地区却可以形成相对的力量集中优势。因此，《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日本实际上是有利的规定。但是日本战略家看不到这一层。

日本海军实力在远东首屈一指

实际上，英国海军部已经准确的预料到日本可能实行的“南下战略”，在与日本重建联盟无望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大张旗鼓的修建新加坡要塞。这里的逻辑是，部分放弃远东的英国殖民地，将新加坡打造为亚洲的直布罗陀。一旦日本南下，在这里截住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的道路。此后，一方面等待英国舰队的增援，另一方面推动美国从太平洋方向制衡日本。当然，新加坡要塞设计上的保守及其沦陷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在原则上，这里确实是英国故意打造的关键点。可是，这一构想就如同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之于东欧小国一样，等于明确的告诉后者：你们的安全是次要考虑的。新加坡要塞的建设，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质疑。实际上，在一战之前，他们就把日本的威胁放在与母国共同对抗德国这一威胁之上，毕竟日本近在咫尺。澳大利亚也是从这样的现实威胁中，一步步脱离英国的控制，投入美国怀抱的。

无独有偶，面对德国的再次崛起，英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反应都非常的不积极。除了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外，加拿大由于有美国的保护和对国内法裔政治诉求的担忧，不愿意介入欧洲的纷争；南非同样不积极，一是这里距离欧洲十分遥远，二是要考虑国内布尔人的意见；印度和中东地区殖民地也是如此，后者甚至将德国视为可能的“解放者”。因此，不同于我们先前的认识，1938年慕尼黑会议之前，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有效介入，根本得不到其海外领地的支持。这就是二战前英国面临的战略环境。

英国首相张伯伦，理性但不符合时代的政治家

日本退出国联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德国重建军队进入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这些事见标志着一战后以“集体安全”和集体裁军为核心的和平秩序的破产，世界重新进入到权力政治之中。张伯伦领导下的、得不到帝国支持的大不列颠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所能做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一个：以领土让步延后与德国的冲突，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和外交斡旋争取时间。此时，我们可以假设，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信誓旦旦的保证，恐怕张伯伦并不是真的相信，但也无计可施。

上述就是我们对二战前英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及其选择的梳理和分析。如果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可以指出张伯伦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希特勒的贪婪。在世界重回权力政治之后，张伯伦也自然以传统的理性逻辑和英国在过去200年中的大陆均势为参照，来判断德国胃口的大小，并认为德国可以理性的认识到其欲望的范围。但是，正如一战颠覆了外交传统一样，一战同样也颠覆了德国人的思想。理性逻辑和传统制衡已经不再是这一代德国人思考的根基，俾斯麦的外交遗产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幸运的是，虽然难说情愿，但各自治领依旧投身到二战中来，大英帝国在经历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