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官箴，寥寥数语，却振聋发聩。

戒石箴

自宋以来州县官员均将此十六字刻于石上，立于官署，警醒自己。

这十六字也被称为官员戒石箴。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戒石箴和官箴的由来及演变。

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注重吏治，官吏的作风关系到统治的根基。

官箴，最早出自西周时期。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虞人，是管理田猎官员。《虞人之箴》不过六十三字，道出统治者要使百姓及万物生灵都能生养安息的愿望。

有出土文物证实的官箴，则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竹简。

睡虎地秦简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件竹简，上面记载说秦王嬴政于前222年，曾颁布一道法令，阐明为吏之道：

“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这也相当于是秦国的官箴，秦王要求秦国官员必须做到“精絜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二十四字要求。

此后历代有无明确颁布的官箴并不可知，不过此时的官箴只是一道文件命令，并没有刻在石上，遍行全国衙署。

官箴刻在石上变成戒石箴，最早的记载实在唐玄宗时期。

唐玄宗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整顿吏治。他深知县令这个官职虽然最小却最关系民生，“户口安存，在于抚育，移风易俗，莫先令长”，所以极度重视县令的素质。

唐玄宗《令长新诫》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月，唐玄宗亲自复试吏部新任命县令，最终选中163人新任县令，且当场做《令长新诫》，赐给这些县令要求引以为训诫。

《令长新诫》一共九十六字：

“我求令长，保义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秋矜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於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训诫很长，意思是要求县令（长）注意百姓赋役、注意教化、注意生产等问题。

唐玄宗还要求各县都要将《新诫》刻石，由此官箴发展成了戒石箴。

唐玄宗《令长新诫》拓片

不过唐玄宗的立戒石箴的行为在数百年后便不为人知了，尤其是宋太祖颁布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戒石箴后，覆盖了前代事迹，后人都认为戒石箴是自宋才有的。

三百多年后，北宋欧阳修曾收集到唐玄宗《令长新诫》的六个拓片，收录在《集古录》，并记载道；

“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叮咛之诫。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诫》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为政知本末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

欧阳修的记载

正是因为欧阳修的考古集古，后人才知道唐玄宗的这道《令长新诫》。

后世的金石学家曾根据欧阳修的记载，继续考证察访，到清末查实存世的有15副拓本。

唐玄宗的《令长新诫》内容太长，不太好记，这也影响了戒石箴的流传。

唐末五代后蜀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的源头正式出现。

后蜀孟昶治蜀时，一度重视吏治，重视生产，全蜀县邑都立有孟昶亲自撰写的戒石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公，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日戒，本朕密思。”

孟昶的戒石箴也是九十六字，其中出现了“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语句。

宋太宗灭后蜀后，虽对孟昶的奢侈很不屑，但是对他的这道戒石箴却刮目相看，认为很有教育和警示作用。

于是宋太宗便对孟昶的九十六字进行删减，只保留了其中四句十六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宋太宗将这四句戒石箴颁行天下。

到了南宋时期，朝廷还以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所写的戒石箴为范本，命令各州县的官员刻石，置于县衙，以时时警戒自己。

各州县府衙中都有戒石亭，亭中树碑，正面刻着宋太宗删定的十六字。

宋代戒石箴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易于记读，且全国推行，所以流传极广，影响极大。

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

到了元代，曾一度对宋朝的十六字进行修改：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只不过这个修改，流传并不广。

到了明朝时期，各州县仍是保留宋朝戒石箴的十六个字。

不过，朱元璋在保留宋太宗这十六字戒石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圣谕六言”。

明太祖圣谕六言

与戒石箴针对官吏不同，朱元璋的“圣谕六言”主要针对的是百姓，因此语言浅显通俗。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朱元璋也要求各地把自己的“圣谕六言”刻碑勒石，以垂训后世。

官箴和戒石箴的流行，体现了各代统治者对于吏治的重视，也是对官员的警告，这种做法到了今天仍然就有借鉴意义，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