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帐下谋士众多，他们运筹帷幄，为魏国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辅臣云集，就无人像诸葛亮在蜀国那般被众星拱月。对谁是第一功勋谋臣，大家见仁见智。而在笔者看来，非荀彧莫属。

荀彧字文若，豫州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永汉元年（189）被举为孝廉，担任守宫令，即为皇帝掌握笔墨、纸张的小官。荀彧不满董卓专权弃官归家，可见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有独特的眼光。比如，劝乡里人早日离开颍川，因为此地四面受敌，若遇战乱势必首当其冲。果然，董卓后来派李榷等人出关东，一路烧杀抢掠，那些眷恋乡土的人便深受其害。

荀彧自己更不会在颍川待着，他不久到了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袁氏四世三公，被四方英雄视作人杰。但荀彧不以为然，料定他难成大事，随即转投曹操。这就好比如今从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转投初创期的民营企业，从中可知其魄力，也更印证其识见。曹操时任东郡太守，兴奋地将荀彧比作张良。荀彧可谓最早投奔曹营的顶尖谋士，但就出谋划策而言，名头似乎不如郭嘉、荀攸响亮。那么，何以将荀彧列为谋臣功勋榜的首席？

首先，荀彧为曹操确立了纵横乾坤的重大方略。

一是奉天子以令诸侯。荀彧具有非凡的大局观，早在董卓权势熏天之时，就断定他无所作为，必因作乱而亡。建安元年（196）七月，颠沛流离的汉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虽说贵为天子，因没有强人护驾，竟四处受欺。而对汉献帝，究竟是主动奉迎，还是视若无物呢？当时曹营起了争执，有人认为山东尚未平定，韩暹、杨奉刚送献帝到洛阳，北面与张扬联合，不容易制伏。

荀彧力排众议，指出洛阳一片荒芜，义士无不想保护朝廷，百姓因感念旧日繁华而悲伤。因此，“拥戴主上以顺应民众的愿望，这是大顺；秉持公心以赢得英雄豪杰的服从，这是大略；匡扶正义以招致天下的才俊，这是大德”。他认为韩暹、杨奉难成大患，如果不及时决定，等他人生出此心，再考虑就迟了。

事实上，沮授、田丰也劝袁绍奉迎献帝。天子潜在的巨大价值一旦被发现，此种争夺必将白热化。荀彧的意见醍醐灌顶，当即被曹操采纳，因而抢先一步将献帝抓在手里，形成其他豪强无可比拟的战略优势。

二是拼袁绍以定北方。控制了天子的曹操，虽然握有政治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却未占先机。尤其是雄踞河北的袁绍，令曹操倍感压力。建安二年（197），袁绍寄来信函，措辞之骄慢引曹操大怒，又忧心忡忡。荀彧为此作了精辟分析，认为：“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但袁绍表面宽和而心存忌妒，任用人又带着怀疑，您明智通达、唯才所宜，在度量上胜之；袁绍做事迟疑，总因犹豫而贻误时机，您能决断大事、随机应变，在谋略上胜之；袁绍军纪松弛、法令不立，士卒虽多却难以发挥作用，您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兵虽少却拼命效力，在用兵上胜之；袁绍凭着家世沽名钓誉，没有真才实能的人多归附他，您以仁待人、行己谨俭，推诚心而不虚美，对有功者无所吝啬，忠正效实之士都愿意效劳，在德行上胜之。

荀彧还提出先取吕布、后打袁绍，暂时安抚韩遂、马超的战略构想，从而先弱后强各个击破，远交近攻分化瓦解。一席话令曹操心结顿消，既提振了与袁绍决战的斗志，又明确了实施步骤。官渡之战爆发后，曹操一度军粮殆尽，打算回撤许县，荀彧认为袁绍气势已现衰竭，正是用奇谋之时，不可失去机会。

时值两军相持，一方撤退极易陷入被动。曹操于是咬牙多坚持了一会，才等来许攸投营、乌巢劫粮的关键时刻。曹操后来上表天子，感叹荀彧善于察觉胜败的关键，谋略之高世间少有。与袁绍对决，具有胜王败寇的决定性意义，荀彧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三是缓设九州以安人心。曹操攻陷邺城后自领冀州牧，有人提议恢复古代九州的设置，以便控制更广大的区域。此言颇合曹操的胃口，便打算付诸实施。荀彧认为，该策夺占的地方太多，将使人人自危，担忧被逐个剥夺地盘，从而强化对立面，天下就不容易图取。

他希望曹操先荡平河北，修复旧日京都，然后南征荆州，待天下完全平定后，再商议恢复古制，才符合国家的长久利益。可以说，这体现了分清主次、步步为营的战略基调。曹操因此搁置了原来的打算，直至建安十八年（213）才“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第二，荀彧为曹操组合了征战南北的一流智库。

在群雄并起的三国时期，群雄之争即人才之争。由于身为丞相，曹操可用朝廷的名义征辟天下英才。但在事业初创时期，投效、推荐则是聚才的主要途径。荀彧即投效而来，其加盟的意义深远，因为他不只是一个谋士，更是独具慧眼又虚怀若谷的伯乐。

荀彧最初举荐戏志才，使之成为曹营得力的智囊。戏志才去世后，曹操给荀彧写信说，汝南、颍川素来多奇士，希望再予物色，一代奇才郭嘉于是入了曹营。而早些时候因自己留驻后方，荀彧还为曹操推荐了荀攸、钟繇。建安十年（205）河东叛乱，荀彧又及时举贤，称赞杜畿智勇皆备、堪当重任。杜畿果然成功平乱，并广施仁政、颇具政声。

荀彧识人，既知其所长，又知其所短。建安四年（199），袁绍风头正劲，名士孔融称对方地广兵强，恐怕难以击败。荀彧指出：袁绍兵马虽多却法令不整。田丰刚毅而易犯上，许攸贪婪而不检点，审配专权而缺乏谋略，逢纪果敢而刚愎自用。颜良、文丑，不过匹夫之勇，一战可以擒获。他还预料许攸家人犯法，一定得不到审配、逢纪的宽容，将使其叛变。寥寥数语，句句中的，一切也正如荀彧所料。以如此精准的眼力，帮曹操搜罗天下英才，又何愁不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

无论从量或质的方面，荀彧堪称三国荐才第一人。经他推举的名单长长一串：戏志才、荀攸、钟繇、郭嘉、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杜畿……他们的价值非一城一池可比。试想刘备自从有了诸葛亮的辅佐，整个格局为之大变，而荀攸、郭嘉、司马懿与诸葛亮几乎是同等级的英才。倘若没有荀攸、郭嘉用谋，单说曹操与袁绍的角力，鹿死谁手即难预料。由此可见，荀彧对曹魏功莫大焉。

第三，荀彧为曹操稳固了赖以立足的后方阵地。

不同于荀攸、郭嘉等在鞍前马后献策，荀彧平日与曹操的空间距离较远。因建安元年（196）即任侍中，代理尚书令，荀彧较少随军征战。但他并非不被倚重，而是受托在后方调度军国大事。这不禁令人想起汉初萧何，看似不如攻城略地的曹参功高，在刘邦眼里却无可替代。刘邦曾以猎狗与猎人作喻，称在前线征战的诸臣仅能捕捉到野兽而已，功劳如同猎狗；至于萧何，发现野兽的踪迹，指示猎取的目标，功劳如同猎人。荀彧之于曹操，实有几分如酂侯之于汉高祖。

荀彧在史料中所载的首功，是为曹操保住了逐鹿中原的根基。兴平元年（194），时任兖州牧的曹操东征陶谦，委任荀彧留守-城。恰张邈、陈宫反叛，并暗中迎接吕布。对方到达后，张邈还声称吕布为曹操助战，要求供其军粮。大家都心存疑惑，荀彧则料定张邈叛变，立即布置防备，并飞马召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援助。不久，豫州刺史郭贡率几万人马兵临城下，指名要求面见荀彧。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都非常害怕。荀彧判断郭贡尚在左右观望，便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劝说——这一幕堪比“单刀赴会”，以荀彧之一介书生，也许连刀都未带一把。郭贡见他毫无惧色，认为-城不易攻下，便带兵离去。荀彧又派程昱劝说范、东阿两县，终于保全了三城。曹操此时在前方战事并不顺利，兖州诸城又纷纷响应吕布，假如没有荀彧在后方运筹调遣，曹营很可能将丧失立足之地。

荀彧的价值，不在于让曹操高歌猛进，而是确保稳中求进，在群雄此起彼伏的时代笑到最后。兴平二年（195），徐州牧陶谦去世，曹操打算乘机夺城。荀彧劝阻道：当年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守河内，全靠巩固根本来制服天下，如此可进可退，即使遇到困难，最终也能成就大业。

他建议曹操也稳固兖州、积蓄粮谷，一战可打败吕布，然后讨伐袁术，逼近淮水、泗水。反之，若现在攻打徐州，吕布将乘虚侵扰，民心就不稳。曹操采纳他的意见，储存粮秣，积蓄实力，不久大败吕布，兖州也由此平定。建安元年（196），荀彧建议对关中将帅施恩布德，以便腾出手对付袁绍。建安六年（201），曹操又想借袁绍新败的间歇进攻刘表，荀彧以为不妥，建议乘袁氏部众离心之机出兵平定，切不可让对方收集残余，从背后乘虚攻击。史实证明这些策略完全正确。

可以说，荀彧是奠定曹魏开国基业的第一功勋谋臣。建安八年（203），曹操表奏天子时用了十六个字：“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荀彧以自己“无野战之劳”请辞，曹操回信说：与您共事以来，您多为朝廷匡正辅佐、举荐人才、建言献计、密谋施策，立功不一定都是野战。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论功行赏，认为荀彧忠诚正直、谋划缜密，在抚定朝廷内外方面居头功。又表奏天子，盛赞他用特别的计谋立下非凡功勋，为自己所不及。

荀彧的官爵、封邑也非其他谋臣可比。建安元年（196），曹操获封大将军、武平侯，荀彧即任侍中，守尚书令。建安八年（203），荀彧获封万岁亭侯。建安十二年（207），增加荀彧封邑一千户，并前共二千户。其时郭嘉为一千户，荀攸为七百户，荀彧的封赏在谋臣中首屈一指。曹操打算表奏他为三公，荀彧推辞了十几回才作罢。建安十二年（212），又任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

难能可贵的是，荀彧不仅功勋卓绝，贤德更堪为师表。虽然地位显贵，他仍折节下士、谦虚节俭，尤其处事公正，不被私欲所扰乱。至于所得的俸禄、赏赐，全都分给宗族好友，所以家里没有多余财产。钟繇认为，在颜回死后，能具备贤人九种优良品德、不会犯两次同样错误的，只有荀彧一人。

一个具有道义追求与道德自律的人，通常怀抱不愿苟且的价值观。像荀彧这样的士人，更有着清晰而坚定的政治理想。建安十七年（212），他反对曹操晋爵国公、加封九锡。荀彧的言辞立意高远，认为曹操当初是为了匡扶朝廷、安定国家而兴义兵，可谓怀着忠贞的诚心，又保持谦让的品质。但曹操已听不惯这些话，由此心生不满——他对荀彧的隔阂就此形成！

荀彧在劝谏中提到“兴义兵”。那是初平元年（190）之时，曹操与担任义兵盟主的袁绍曾有一段对话。先是后者提问：如果事不成功，什么地方可以据守？袁绍的筹码是，南有黄河之水，北有燕、代之地，兼有戎、狄兵众。

只听曹操说道：“我要任用全天下的智力，用道义统御他们，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成功。”曹孟德早年至少口头上打着道义牌，以此汇聚世间英才。他显然比袁绍高明，荀彧也因其高明而弃袁投之。但一晃过了二十多年，曹操早已成为天下头号雄主，甚至越来越像当初起义兵所讨伐的董卓。另一方面，身为大权独揽的丞相，他更已被前呼后拥，多少英才想近而不能，袁绍等老对手则已灰飞烟灭，曹操是否还有必要被那些空泛的道义所牵绊？

时代变了，曹操也变了！

荀彧对此能感知，其他人同样不难感知。自建安十七年（208）曹操唾手而得荆州以来，便再无荀彧献策的史料，连被喻作“谋主”的荀攸在冀州平定后也未有献策的记载。统称五大谋士的另三人，郭嘉去世较早，程昱、贾诩在赤壁之战前的忠告均未被重视，前者后来主动缴还兵权、闭门不出，后者自以为不是曹操的老部下，而又谋划深远，害怕被猜疑，便闭门自守，在家里杜绝私人交往。这一切，应该不全是巧合。

曹操与荀彧心理裂痕的产生，在于曹操变了，谋士们也以沉默或告退的方式改变着，唯独荀彧未曾变。遥想当年献策奉迎献帝，袁绍谋士沮授的论点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纳士买马讨伐不服从的人，谁能抵挡得了呢？

董昭也对曹操说：入京朝见天子，辅佐拥戴朝廷，这是春秋五霸似的功劳；让天子移驾许县，即使不符合众人的愿望，但“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很显然，他们的关注点都在主子身上，奉迎献帝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属于奇货可居的博弈。

那荀彧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自从天子流亡，曹操首倡义兵，只因山东地区纷扰战乱，才没能远赴长安，但心中无时不思念王室。荀彧阐述的“大顺”“大略”“大德”，都是从拥戴天子、伸张大义着眼，而不是基于逐鹿中原的功利取向。换句话说，他心中的天下姓刘不姓曹。所以，荀彧与沮授、董昭等人的献策似乎相近，实质却大不同。

正因如此，当曹操日益背离荀彧的政治理想时，后者一定有着深切的失望。相信曹操也会有所察觉，而时代变了，荀彧在曹操眼里的分量同样也在改变。于是，历史上呈现了《魏氏春秋》所记录的一幕：曹操向荀彧赠送食物，待打开一看，器中竟空无一物。荀彧明白了曹操的心思，便服毒自尽，时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