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7年，北魏拓跋焘因地方官员，尤其郡县一级，多数贪污腐化，而极其恼火，一直想进行整饬。如此可见，贪污腐化是历朝历代都为之头疼的问题，史书提及了郡县长官，说明正职的腐败极为严重，毕竟正职有权，说了算，搞起“权钱交易”更加方便容易。君不见，诸多发生冲突或需要表态的场合，都有这么一句话：“让说话算数的人出来！”

说了算，当然也就能办成事，能办成事而不用有求于人，因此权力在这里是个终点，至少是打了个结，在这个结点之前的事，他都能摆平，于是想怎么交易就怎么交易，想如何腐败就如何腐败了。这是腐败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缺乏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古代地方正职官员，“代天巡狩”，政、军、法大权集于一身，这样的绝对权力集中，不产生腐败，那就只能产生跳蚤了。

然而，古代的监察制度保障也非常厉害，如唐代贞观、开元年间，明洪武时期，以御史为首的监察官员，纠劾百官，震慑不法，令偌大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贪腐几近绝迹。北魏王朝是不重视监察体系的，这个以北方少数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更相信自己手中的弯刀。弯刀只能伤害肉体，显然不能根治腐败，在长期的戎马征战中，他们却以此总结出“消灭肉体就消灭一切”的经验，治腐当用暴力。公元437年，北魏皇帝下令：鼓励百姓或官吏检举郡县长官的贪赃枉法行为，并对贪腐行为施以重处。

发动群众，是个好主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老百姓举报监督，自然也是现代监督理念之一。最初，北魏各郡县官员无不惶恐不安，除了百姓监督检举，还有一些阴险狡诈的官吏，如钦差、上级、下级，为了排除异己或者权力利益，勾结地痞流氓，专抓郡县长官的过失，甚至以色诱、捉奸的方式，作为把柄要挟勒索，遂成地方毒瘤，也就是黑恶势力。时间一长，郡县长官们也摸出了门道，和这些黑恶势力沆瀣一气，欺上瞒下，鱼肉百姓。

所谓的地方官员，无非是将原来的既得利益多盘剥几份，分给这些监督他的人，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反倒苦了老百姓，不但无法正常行使监督权，告状无门，还受这些新势力的压迫剥削，一时贪腐更甚，司法更黑，社会更加混乱。应该说，拓跋焘的想法挺好，思路也不错，但没有结合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治本之策，只是一味进行运动式反腐，反而形成官匪勾结的新的腐败“怪胎”，照现在比对，就是“保护伞”和“黑势力”。

柏杨先生在批注《资治通鉴》时，认为产生这样的怪像，是严刑峻法的缘故，刑法过重，大家只好另谋出路，像刺猬和豪猪取暖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各取自己的利益。除了严刑峻法，李君发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北魏所有的官员没有俸禄。官员没有工资，还要给朝廷打工，并且要求廉洁，这朝廷简直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当然，此后北魏朝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给郡县及以上的官员发放俸禄，但最开始，这样的吏治也能运行，的确难为这些官员了，毕竟人要吃饭，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花真金白银的。

曾今就有一个理论，说所谓的“裸官”“富二代”都很廉洁，其家庭或家族富有，无需指望当官的那点俸禄。但后来发现，这些所谓的不缺钱的主，更加疯狂，要么权力欲很强，胡作非为，为自己的财富增加提供权力加持，要么贪腐更甚，一个富家子弟，舒服惯了，如何再让他甘守清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往往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人家有的是钱，不在乎那点工资和贿赂！”那就只有后一种可能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官位，权力寻租就理所当然，贪赃枉法就在情理之中。

信仰和宗教既填不饱肚子，治理腐败也需要保障。权力本身没有价值，而且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没有合理监督的保障，社会腐败会因权力滥用而一发不可收拾。再次，没有人身保障的治腐促成了“怪胎”的形成。严刑峻法的惩罚，逼迫官员铤而走险，与黑恶腐败势力形成“圈子”，如今“打黑”所打击的“保护伞”和“黑势力”，通常都是“保护伞”被黑恶势力捏住了“尾巴”，抓住了“七寸”，所以造成互相勾结的结果。

今天的官员有俸禄，政府反腐力度也很大，监察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但还是有出现一些“怪胎”，这恐怕值得我们深思！应该说，没有经济保障是“腐败怪胎”产生的前提，但不是说，有了经济保障就消灭了这样的腐败，只能说，惩治腐败：一要靠制度保障；而要靠经济保障；三要有群众参与；四要有立体式的监督体制，真正让腐败无从藏身，这恐怕才是治腐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