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上有五个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二是商人型，以荣家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做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瑞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并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开始投资办企业，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是无从购买的。”

四是回本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银行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企业，本质上都还是官办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仍是官有。世人都说盛宣怀是官商，但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有很大不同，他首创并长期主持经营多家大型企业，在企业史上的贡献不容忽视，而就他的身份而言，官仍大于商，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因此，他所经手的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传统农业社会格局的告别。说到底，这些企业在他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换句话说，作为“自强论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清政府具备更强大的经济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最早要求办企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帖，请求准予创设，但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家，其中商办的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家，但在2000万两总投资额中商办的只占到22.4%，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它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宣怀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控制着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中国社会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他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是，假如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但意义非同小可，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在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1亿6500万元，相当于工厂资本的三倍。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投资总额的76.3%，与前一阶段相比，这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以上的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摘自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