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是清末历史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体，很多中外争端因之而起。按理说，传教士只是传播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民众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太高，为什么在清末双方的冲突不断发生呢？甚至义和团起义的一个目标就是消灭洋教。

其实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也不算短，至少在明朝已经有了很多记载，利玛窦等人都在朝廷做官。到了清初，双方关系依然不错，二者的冲突起源于1704年即康斯四十三年的“礼仪之争”，起因是罗马教廷发布禁令，禁止中国的教徒祭祖、祭孔、祭天。这一禁令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极大冲突，立刻遭到康熙的反对，民众和士大夫也都难以接受。到了雍正一朝，正式下令禁止传教，教堂被没收，私自传教者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处死。

雍正

到了清末，跟随着船坚炮利的列强军队，外国传教士又重新进入中国。传教士与中国民众的矛盾重新开始频繁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清政府处置失当。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制要求清政府允许他们传教，道光皇帝下诏允许传教，但还同意发还以前没收的教堂。距离雍正一朝已经过了几百年，原来的教堂在哪里谁都不知道，还存在的教堂也已经改作他用。于是这些传教士随意指认各地的庙宇、书院、会馆等为教堂财产，要求退还，发展后到期，强迫买卖土地、低价勒索，甚至直接霸占民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第二，入教的民众成分复杂。因为文化差异，传教士吸收教民十分困难。到后来，入教者除了少数人真心入教外，大部分都目的不纯。有些只是因为太穷了，入教可以吃饱饭，有些则是民众眼中“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懒汉。这些人成为教民以后，倚靠传教士的特权，无所不为，李志的《庚子教难初探》中提到，这些教民“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以后，不仅可以抗官府，免差役，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这些人讹诈乡民，强占人妻，侵人财产。极大败坏了教会的形象。

清末传教士

第三，传教士恃其特权，横行不法。跟随列强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且拥有和朝廷官员几乎同等的身份。比如主教与巡抚为一级。一旦发生教案，几乎全部由所在国公使处理，如果由中国方面的地方官处理，传教士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这样，这些传教士依仗着自己的特权，出入官场，颐指气使，肆意干涉中国地方行政，导致凡是发生教案，中国民众完全没有胜诉的可能，如果对处置结果不满意，这些传教士还会通过该国公使要挟清政府，要割地赔款，甚至要民众的人头和官员的官位。在中国民众眼中，这些传教士几乎成为邪恶的化身。

第四，文化差异导致误会不断。当然并不能说所有的传教士都是邪恶的，都会仗势欺人、欺压民众，比如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办育婴堂，养育了很多孤儿。但他们的很多行为在中国民众眼中还是陌生的，无法理解的。比如宣讲教义时男女共处一室，这在特别重视“男女之大防”的中国很扎眼，于是有流言说这些人“聚众淫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谣言更是满天飞。比如在山东某地，本来民众就怀疑传教士办育婴堂的目的，已经有传言说外国人是为了“挖目剖腹，吸取脑髓”。一年发生了瘟疫，民众染病而亡者很多，育婴堂因为人口集中，婴儿死亡很多，于是谣言纷起，说传教士养这些婴儿是为了配药，甚至还有其他更残忍的目的。民众激愤之下冲入教堂，打死了多名传教士。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传教士在清末民众心目中并没有太正面的形象，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在今天的中国，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些不好的苗头。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教训：

首先，互相尊重是一切交流的前提。文化差异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先进的，其他人的文化都是愚昧落后的。这样只能引发冲突，无法和平共处。至于那些认为别人的文化都是好的、自己的文化都是落后的“假洋鬼子”，哪边都瞧不起他们倒是正常。

其次，不论任何信仰，守法是基础。在一国范围内，法律是所有人行为的底线，不管信不信教。以信教为借口来对抗法律，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