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文献记载中，有关大禹治水的史迹都 把“禹娶涂山”与“禹会诸侯”等故事相连，然而在我 国，拥有涂山地名和拥有禹迹的地方比比皆是，如禹 王宫、禹王庙等建筑，蚌埠西郊的涂山就是其中的一 处。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涂山庙会，就是表达 后世感其公德，缅怀大禹的祭祀活动。由于大禹事 迹久远，加之地理变迁，相关文献中所指的涂山，是 否为蚌埠西郊的涂山，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大禹治水 的事迹，发生过惊天动地的“禹会诸侯”及“禹娶涂 山”事件? 在没有物证之前，只能从古籍中只言片 语的记载里了解大概。

文献记载中的涂山地望 《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的史学巨著，其中都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 万国”和“夏之兴也以涂山”的记载，同时，在诸多的 历史文献里，也有与大禹事迹相关的记述。《汉书 ·地理志·当涂》: “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墟。” 《春秋传》: “禹会诸侯于涂山……山下有禹墟及禹 会村。”《后汉书·郡国志》: “涂山，禹会万国之所。” 晋《太康地志》: “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 南又有禹 会 村，盖禹会诸侯之地。”《乾隆 江 南 通 志》: “涂山在怀远县南八里，与荆山隔岸对峙而淮 流其中，古涂山氏国于此”等。 千百年来，学术界有关“涂山地望”和“禹会涂 山”事件的考证一直众说纷纭，因为，古籍中对“涂 山地望”的记载，有着一定的地域跨度。唐代苏鹗 《苏氏演义》载: “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 州、四当涂，其处皆有禹迹。”而当今学者则认为涂 山所在地有五种说法: 一说在会稽( 今浙江绍兴县 西北四十五里) ，二说在渝州( 今四川重庆市) ，三说 在濠州( 今安徽蚌埠市) ，四说在当涂( 今安徽当涂 县) ，五说在三涂山( 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 。

2 史学界中的研究观点 尽管传说和文献记载有着一定的时空差异，但 学术界坚信一点，即发生在大禹身上的“禹娶”与 “禹会”两大神圣事件所涉及的地点应该一致，与涂 山密切相关的“涂山氏国”也只能有一个。 复旦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曾 对“涂山地望”进行过潜心的考证和研究，早在 1986 年 6 月就有撰文: “前人释涂山地望，众说纷纭，惟 此今怀远县东南淮水南岸一说合于汉晋之旧，宜以 为正。上举数条，即此说所本。又，唐柳宗元、宋苏 轼之《涂山铭》与诗，亦指此山。”［1］同时，众多学者 认为，处于淮河中游的涂山氏国在大禹治水时期已 经是很有影响的部落，又是大禹成就治水大业的根 据地，所以，前人认为的“禹娶涂山的四川巴县说、 江南当涂说和浙江会稽说，均不足信据。唯一可信 的，当是晋杜预的寿县东北说，即安徽蚌埠怀远县境 说”［2］。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家经过认真论 证，逐渐定位了“禹会诸侯”的空间坐标，倾向于涂 山就是现在蚌埠境内淮河南岸的涂山。理由是，根 据大禹治水事件的发生并引发的大禹会诸侯事件， 如在浙江绍兴则太偏东南，如在重庆则太偏西南，都 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蚌埠涂山地理位置居中，最 为合理［3］，故有学者坚持认为“大禹盟会地点选择 在怀远涂山是合理可信的”［4］。

或直接论定，“当以 今安徽省怀远县淮河南岸的涂山为是，即《左传· 哀公七年》记载的: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5］ 2011 年，蚌埠召开了《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 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与会专 家对涂山地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先秦史学会 会长李学勤先生，在开幕词中讲到: “就夏代来说， 记载禹会涂山，古书有明文注释，涂山在今天的蚌埠 市怀远县。”［6］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实施和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涂山地望 的讨论提供了有力依据，使涂山地望这一萦绕在学 术界多年的问题有了初步定论。 3 考古学中的考证 蚌埠西郊的涂山与众不同，不仅有涂山和山上 的禹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涂山之南淮河东岸的禹 会村，地下埋藏着一处面积之大的史前遗址，其文化 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正与大禹时代相吻合。 “禹会”，因“禹会诸侯”而得名，是一处为数不多的 名见经传的地方。可以说，“禹会”来自于多部古籍 的记载，“禹墟”来自于禹会遗址的存在，禹墟的称 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的“禹墟在( 涂) 山西 南”中得到确指，与蚌埠西南郊的涂山、禹墟相吻 合。

2006 年，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 项目的考古工作在蚌埠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展开，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在 50 万 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展开了历时五年的大规模发 掘。出土的遗迹研究中，学术界认为禹会村是一处 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为遗址中存在的大型祭祀 台基( 包括台基面上的相关设施: 凸岭、凹槽、烧祭 面、方土台、长排柱坑) 、大型祭祀沟、不同类型的祭 祀坑、简易式工棚建筑以及一批极具特色的文物标 本等，无不与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事件密切相 关［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认为: 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可称之为“祭场”，中轴线上 一列柱坑及其柱洞，很有可能是参加夏禹治淮工程 的各地部族，文献称之为“诸侯”的树旗之洞。显然 暗示该基址的祭祀礼仪功能与水有关。是迄今考古 发现的最大也是唯一的“治水”祭仪场所，应当用于 四千年前治水大手笔的行前誓师或大功告成。禹会 祭场是夏禹以涂山为核心的治淮工程中大会群后 ( 文献称诸侯) 举行誓师、告成、封赏祭仪的场所，同 时也作为禹征三苗大会群后的场所。大禹在怀远涂 山成就了治淮和征三苗两大历史功绩之后，奠定了 他在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历史舞台上的领导地位［8］。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勇认为: 禹会遗址作为淮 河流域的一个新的龙山文化类型，是文献关于“禹 合诸侯于涂山”的实物性表征，既说明了当时早期 国家已初步形成，也揭示了这种统一贵族国家的结 构形式。禹会遗址属于大型礼仪性建筑。这个推断 是可信的。禹会遗址的遗迹现象，符合禹会诸侯这 样的短期行为。这种现象可能说明当时有不少部落 国到此参加盟会和祭祀活动，故有相关遗物的出土。 禹会遗址建筑的临时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正与“禹 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情势相契合。可 以认为，禹会遗址正是禹会诸侯而临时修建的用于 盟会祭祀的礼仪建筑［9］。

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教授李德书 认为: 安徽蚌埠涂山就是位于“寿春东北”的“禹娶 涂山”和“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涂 671 尚禹彤等 “禹会诸侯”落户蚌埠的考古学论证 山［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认 为: 禹会遗址的祭祀台基，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 坛，是作为供当时的首领人物在此进行常规性的某 项组织活动的重要而神圣的场所，可能与古史传说 中的大禹治水有关。涂山地望的考证，目前只有濠 州一处( 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八里) 获得禹会遗址及 其大型 T 形坛等遗存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11］。 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认为: 关于禹会涂山之地 望，传统上有所谓安徽蚌埠、浙江会稽、重庆等数说， 其中重庆说，较为晚出，史料也较为单薄，可以不用 考虑。主要是安徽说与浙江说。现在考古学关于夏 代文化的证据同样也不能支持会稽说，安徽蚌埠说 则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近来考古学者于蚌埠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 这一点。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为“禹会诸侯于 涂山”一事，提供了新的证据。综而观之，上述《左 传》所记“禹会诸侯于涂山”一事，绝非虚言，它同大 禹娶于涂山氏一样，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12］。 皖西学院博士张广胜依据自然科学的研究认 为: 从环境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禹会村典型遗址与 “大禹治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 即禹会村遗 址所在的禹会村及其淮河流域段是龙山文化晚期 “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遗址所在淮河下 游的“涂山”是颇具争论的“大禹娶涂山氏女，建立 涂山氏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历 史记载的发生地。并通过遥感影像资料的判读，可 得知如今的涂山和荆山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劈山导 淮，消除了水患，造就了今天的涂山和荆山对峙于淮 河两岸的地理景观［13］。

同时，众多的专家根据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 对“禹会诸侯”“禹娶涂山”的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 4 禹会村考古对考古学领域的影响 禹会村遗址的出现，给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注 入了新的活力，萦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大禹史迹终 于在蚌埠禹会村的地下揭开，再现了“执玉帛者万 国”的盛况。目前，禹会村遗址已被定性为大型礼 仪性遗址，而且在国内惟此一例，它是中国古代文明 发展进程中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或可还原我国远 古时期从聚落时代走向国家的历史面貌，还将可能 成为中华古国的文明坐标。 2013 年 12 月 22 － 24 日，“禹会村遗址与淮河 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先秦史学会、北京 大学、以及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 湖北、四川，以及安徽等地的相关专家 60 余人，对禹 会村遗址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论证。“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既有民间传说，又见文 献记载。但民间传说不是历史，文献记载又过于简 单。

“研讨会”期间，通过对遗址的实地考察和对出 土文物的观摩，专家们分别从考古学领域、先秦史领 域和环境考古学领域作了深入分析、论证，最后达到 了以下共识: “禹会诸侯”在蚌埠。禹会村遗址与文献记载 的“禹会诸侯”事件密切相关，遗址中所展现的经过 精心设计营建、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的大型而别致 的 T 形坛和以祭祀为主的器物组合，以及不同区域 的文化特征，大体再现了当时来自不同区域的氏族 部落曾在此为实施某项重要任务而举行过大型聚会 和祭祀活动，由此烘托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 者万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性。 涂山在蚌埠之说最可信。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 果，是自汉代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考证、研究“禹合 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地望的最重 要的考古学证据，其学术上的说服力是五种“涂山” 说中最充分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的实施，给该 地区提供了发掘和研究的空间，通过禹会村遗址所 展示的考古成果，在学术上确立了淮河流域( 尤其 是淮河中游地区) 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 一，并对黄淮、江淮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禹会村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研究该地区 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因此，禹会村考 古发掘为国家起源说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欣然写下: “禹会涂山， 史存疑团，科学发掘，一锤定音。”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题字: “禹会考 古成果辉煌，礼制建筑文明之光。”北京大学著名教 授李伯谦先生题字: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 万国’，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通过考古发掘禹会 之地就在眼前，成为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大禹伟业世 代流传，考古工作者的功劳亦应永载史册。”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 中说: 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使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古史 传说得到了落实。有如下理由: 蚌埠学院学报 2016 年 4 月 第 5 卷 第 2 期( 总第 26 期) 771 第一，禹会村所在地的涂山地区，位于比较低平 的地势。在涂山下有淮河、涡河、天河等水系环绕， 当洪水泛滥时，它必然有治水的需求。 第二，蚌埠的涂山是南北交通和南北族群的交 汇之地，这对于禹这个族邦联盟盟主选择会盟之地 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禹会村遗址的文化特点恰恰是南北文化 的交汇。其中，既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如河南龙 山文化王油坊类型 也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 还有来自江南许多文化的因素。这种多方面的文化 汇集为说明禹会诸侯于涂山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背 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坚实依据。 第四，禹会村遗址的功能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 题。例如，遗址中一排 35 个柱洞一字排开，可以推 测这是竖立各个部族图腾旗帜的柱子，它与会盟的 情景相吻合。再如，遗址中有大量一次性祭祀用的 器物( 冥器) 和祭祀坑等短暂性的遗迹，而遗址使用 的年代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如果说短暂性的遗迹可 以与举行会盟相联系的话，那么一二百年的遗址使 用年代 又 说 明 有 当 地 的 土 著 ( 如 涂 山 氏) 的 存 在［14］。 考古发掘成果破解了千年谜题，起到了补史、证 史的作用。蚌埠就是大禹治水的“禹会诸侯”之地， 考古资料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性，验证了民间传 说并非无源之水。 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为探讨中华早期文明带来 了曙光，为研讨夏文化带来了希望，因为可以认定禹 是夏王朝的建立者，奠定者。同时，也可以认为“禹 会诸侯”标志着一个正式的夏王朝的建立。禹会村 考古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

5 禹会村考古对蚌埠的意义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证实了蚌埠就是“禹会诸 侯”的发生地，因此，大禹文化给蚌埠带来了荣耀和 厚重，大禹文化，也成了蚌埠印记、蚌埠符号和蚌埠 特质的文化财富，这是值得蚌埠人骄傲和自豪的。 今天的蚌埠，承载着“文化强市”的历史使命，肩负 着“领跑皖北”的发展重托，与大禹文化缠绕着的不 解之缘，给予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作为蚌埠 人，我们不能忘却这段历史。因此，今天的蚌埠，正 以“禹风厚德、孕沙成珠、务实开放、创业争先”的城 市精神，由点到面的进行着完整的规划和全面推进， 将厚重的大禹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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