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随着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帝自杀殉国，明朝遂亡。明亡以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出乎意料的并没有成为下一个大一统政权，反而是关外的清朝趁机入关，成为下一个大一统王朝。

每个朝代亡国以后，都有着遗民存在，这些遗民以前朝之人自居，面对新朝，要么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要么直接逃往海外。

若说哪个朝代的遗民最为特殊呢，自然是明朝遗民了。在明亡清兴之际，因为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加之南明屡战屡败，这些明朝遗民的数量是相当之多，这些遗民感到复明无望，采取了各自避世措施，如浙江庄元辰“狂走诸深山中，朝夕野哭”。周元懋“自沉于水，以救得苏，乃削发入灌顶山”。福建一带的遗民“或入山，或入海，或埋名屠贩”。

很多明遗民在这一时期就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选择了“或入海”，要么逃往朝鲜要么东渡日本。

朝鲜在万历年间遭受了日本丰臣秀吉的进攻，当时万历帝发起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抗倭援朝，方才没有亡国，明朝对于朝鲜可谓是有着再造之恩，明朝遗民前往当然是待遇还可以，总是不至于受到迫害的，那么日本呢？

日本在1603年也就是明朝末期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幕府开创者是德川家康，这位有名的老狐狸，自丰臣秀吉死后反客为主的建立幕府以后，并没有再与明朝扳手腕，双方进入和平期，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时期，当时明朝人评称：“彼国安富，无意内犯”。

德川幕府这种态度使当时明朝遗民还是比较放心的，而且虽然明朝因为倭寇之患，海禁虽严，但南明时期出于反清复明的需要，早就废除了海禁，双方的商船往来长崎不绝。

像永历二年至四年（1648-1650年）的往来船只中，南明的使节船、官商船、民商船等，是先后为20艘、59艘、70艘。这里除装有江南方物，也经常搭载着明遗民，直接抵达长崎。

日本人称这些船舶为“唐船”，称明遗民为“唐人”。这叫跟今天世界各国的唐人街一般，由此可见这是日本受盛唐影响，所以以唐来泛指中国。当然称明遗民为“唐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时明遗民多来自福建，福建是明朝唐王朱聿键的封地，以取其之“唐”字。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唐王就是南明隆武帝，在南明四帝中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日本幕府当时就通过这些遗民来了解明清革鼎的动态，安排之前前往日本的明人后裔，来担任翻译“唐通事”，推行“唐船风说书”制度。明遗民东渡日本，以南直隶、浙江、福建居多，而福建尤以福州、漳州居多。他们到达长崎以后，当天就由船主或者客长口述，或者以书面形式，来说说中土内外形势见闻，以及起航地点、起航日期、乘组员额、航途等状况，均由唐通事翻译，并且经过长崎奉行检阅后，直接呈送到德川幕府。

这个制度是日本德川幕府在明清鼎革之际，了解中国动荡情况的主要渠道，因此“唐船风说书”颇有史料价值，像“李贼复史军门书”、“大明兵乱传闻”就是唐船风说书之下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众多明朝遗民中，有一位叫张振甫的遗民比较特殊，日本人赤池浓氏根据名古屋留下的史料查得在明朝灭亡以后有王子东奔日本，受德川幕府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庇护，改姓张氏，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并特准骑马登城。更赐给名古屋市千种区锅屋町之墓地，子孙辈辈仕尾张藩”，此“改姓张氏”。

而这位“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的“王子”，即是张振甫。1984年中国台湾的徐尧辉还写了一本《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系统论证张振甫就是崇祯太子朱慈烺，不过其中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并非盖棺定论之文，所以这个话题最多有着讨论性，并非是一锤定音。

明朝遗民东渡日本以后，不仅是可以保留明朝衣冠，也在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代大儒朱舜水先生，他通过讲学等方式，对日本的水户学有着直接影响。以朱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在当时也是影响很大。

明朝遗民中一般分为学者和僧侣两类。学者中大儒朱舜水先生为代表，在僧侣中，戴曼公和隐元隆琦为代表，戴曼公在医术上颇有造诣，影响了日本医学。隐元隆琦则是在宇治开创了黄檗宗，对于日本佛史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亡清兴之际的这群出海的明朝遗民，代表着那个时代遗民的迷茫一面。进行反清复明吧，却是大势已去，隐居山林，难免有着性命之危，还难以保留衣冠，所以这些遗民就干脆东渡日本，保留了自己的衣冠，虽没为南明坚持到最后，但也不失风骨。并且通过其学术，深深影响了日本及其朝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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